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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这三十年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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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也没粮食给吃。九月份了不是,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食呢。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,答应出钱,起三间茅草屋,土坯草顶的。二百块统一间,六百块,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,绘七个月的,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数,二百九十四块,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。这算很优待吧,可生活费不给我们.交生产队.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,肯接收了。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,是拿猪房草草了了改建的,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。

    我到家不到五分钟,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,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啦,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,一排站好,给训话。头一句就说,你是地主分子。哎哟,我心说我是"右派"怎么又成"地主分子"啦。以后才知道,农村没有"右派",他们恨不起来呀,地主是最坏的了,所以叫我"地主分子"。我也不敢多问。地主就地主吧。这就又当了十年的地主。

    我当地主没什么,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。不能参加民兵,不能参加集会,还不能念书。一直搞到"文革"完了,都没上学。

    这武装部长说,你们记好了,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,第二是不准委屈,第三是家里来客要先登记后汇报,啊!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。开会倒不难,每月才一次。一到先点名,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,"哎,你们汇报吧,有什么事没有,自己说说。"他消息很灵通哪。这个四类分子,你昨天干什么了,你那天怎么怎么样,训一通。我算不错,基本没挨过骂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。不是瞎吹牛,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,念报纸。农村人都不会念报,我当然行,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,还叫我带着"请罪"。请罪这玩艺,我更有经验啦,鞠躬要双数,是不是。

    当"右派"搞到农村没饭吃呀。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。这儿一人一亩地,一亩当时只八百斤,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。从中要拿出公粮、种子粮、饲料粮、还有超产粮,剩下的就没啦。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,这二百斤是毛粮,只能落七成,再有就是算工分了。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。你不够呀,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。多亏我成"老右"有过锻炼,能干呀,一年能干到六百工,不过叫老婆孩子们-分摊就够劲啦。

    钱呢,更苦了,没一点来源。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。可我的小孩多,还得拿钱买口粮,一扣就全没了,还要欠。四类分子不能欠。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。在农村首先要把人的关系搞好,搞好了全好办呢。我懂点医,会几下针灸、艾灸、拨火罐啦。这个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。耳针能扎,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,我都看好了的。一般头疼、伤风,扭一下,敢治,也能治好。治病不要报酬,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。还有一个,我一下乡就看出农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,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。我找个兽医拜师,唯一就要点青霉索,在猪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-针;很快就好了。公社只有一个兽医,那地方大呀,一个人走不过来,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。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。人用的青霉素也行,还便宜,八十万单位一角钱、八分钱,一次买一二十支。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,早晨喊我早晨去,这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。后来大队支书、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。经我再三说明,我的成分是"右派",不是"地主"。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,宣布我不再是地主。这就等于落实了一半。农村人不知什么"右派"不"右派",搞不清楚,糊里糊涂,对你就两样了。

    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。你有长处,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。有次修大堤,打好土,要压滚子。那么大个轱辘滚,你这边拉,他那边拉,拉不动,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,我来打号子好不好。我是搞过铁路的,现场上桥梁、墩子都搞过这个。我一叫:"拉——起——来——呀"-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,蛮好。这时有个队长,他是党员喽,突然想起来,不行,不能听他的,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。不行就算了。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,是不是。七三年,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,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,修过一个灌溉渠,有名了,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。他就把人叫去,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,培一条坝,存水,也搞水库呀。我一看,没水源呀。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。我说这叫"汇水面积",不够大呀。再说不下雨,不是没水吗。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,我想糟糕了,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,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,压住你,你的水就送不上来了啦;他不懂,非修不可,我就不敢讲了,再讲就是搞破坏了。为了这没用的水库,花多少工,干了多少年,就搞不清楚了。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,根本不叫你说话呵。愈有能耐愈碍他们的事吧。

    我敢说,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,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。把我搞成这样,可我总想,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。刚遣送到农村时,我五十岁,我还想,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。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。我身体也没问题。这就一直等到"四人帮"完了。我六十岁了,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。

    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。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。我在家等了三个月,等来等去,怎么没动静呢。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,对不对。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,觉得把人都压矬啦。等着等着,我说我不等了。我跑到大队,大队队长支持我,给我开证明,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,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。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,公社不同意,怕担责任,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,证明是大队开的,你给盖个章就行啦。秘书还不错,打个图章,我就回来了。

    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、政治部主任,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。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。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,他们都挺客气。书记说,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,先等等,呵,你先住在招待所吧。反正呆着没事,我就天天跑啦,市委组织部呵,统战部呵,催院里给我落实。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,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。没想到,他们先压我一下,叫我"复职退休"。我急了,我说:"我才六十呀,棒着呢,还能干呀,不退休行不行。"我还说,"你是我老上司,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。"他赶紧说:"你当然是能干的,工作也很有成绩,可是我交底给你,你不退休不好办哪。"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,想办进来就得退休,否则,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。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?我就是想工作呀。可我又没办法。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。

    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。大致这样写的:"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,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-章罗联盟胆子大-这句话有错误,但不追究,够不成右派。"结论附在档案上,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。我翻翻档案一看,唉呀,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,全都拿不到桌面上。既有捕风捉影,也有胡编乱造。比如一个支部书记,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,因为我不重用他,他就说我"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"。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,是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,他怎么不写呀!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:"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,要得就签字,就算了。"我不能不签字,不签字不能摘帽子。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。为了摘帽子,我苦了三十年呀。我就拿出笔写了:"同意结论部分"几个字。他笑了,说:"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"。

    他们不把"反右"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,说你还有错误,是给你留个小尾巴,小辫子,怕你神气起来吧。你一神气,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,对不对呀!

    摘掉帽子,我要先回去报个喜。开口找院里借点钱,我儿子春节要结婚。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。他们说研究研究。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,说:"这钱别借了,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!"这时已有政策,补发工资了。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,"文革"整整十年,一共一万五千多块,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。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,扣除出去了。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,到今天也没补。一想这事,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,这就先甭提了。我拿了钱,就跑回去。唉呀,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,拿我当大人物啦,都来我家串门。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,我没搞清楚,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。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。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,我心里着急,到处找人,一直拖到八o年,市委发一个文件,规定:"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,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。"我大儿子、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。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,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,我们院总说"马上就搞好了","马上就搞好了"。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,可又没房子,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。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。毕竟耳朵不行,眼不行,腿也差得多。打五七年到现在,我能贡献多么多,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。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,"落雨天背稻草——越背越重。"落实了,反而不叫你干事了。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。在家闲得难受着呢。街道问我:"你干得了吗?"我说:"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,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。我是高级工程师呀!"他们都笑起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。

    当年那些当队长、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,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。他们和我比起来,脑子是新,可缺点是不够全面,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、养路、架桥,不会其它工种。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,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。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!我这话说出来,人家都不信,我夜里常常做梦,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,在现场插红旗子。这样已经好多年了。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,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,无论干什么,总会高高兴兴的。这话对吧!有时我想,谁要有能耐,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。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,准能,你信吗?

    ***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,照透这个世界。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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